曾几何时，“法轮功”邪教作为一股逆时代发展而动的“毒流”，在中华大地上滋生、蔓延。它欺世盗名，妖言惑众，致使数以千计的追随者精神崩溃、自戕自残；它挑起事端，兴风作浪，妄图纠集一股政治势力与党和政府长期抗衡。
1999年7月22日，有关部门依法取缔“法轮功”非法组织。随后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一场声势浩大、意义深远的揭批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组织的斗争，在全国城乡普遍展开。经过一年的努力，我们已经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决定性胜利。然而，战斗正未有穷期，今后与“法轮功”组织的斗争仍将是长期的、尖锐的、复杂的。
从反科学、反人类、反社会的邪教组织，到公然与政府对抗的政治组织、国外反华势力的工具，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组织的丑恶嘴脸昭然天下
今年5月以来，一个时期躲藏在幕后策划、指挥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进行非法活动的教主李洪志突然跳到前台，频频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言论，用他不断重复的“最后一次‘圆满’机会”的陈词滥调，大肆煽动极少数执迷不悟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“顶着压力走出来”，继续铤而走险，公开与政府与法律直接对抗。
巧舌如簧的李洪志在新的言论中依旧是故伎重演，继续采取欺骗和狡辩的手法，鼓吹“人间的法是和宇宙的法相冲突的”，“宇宙法理是不受人间法律限制的，大法弟子不能受制于人间法律”。煽动“到北京护法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法”，“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。”只有“真正地将整个生命溶（融）于法中”，才能“走向圆满”。他甚至绝望地说，“弟子们等待着圆满，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。”并威吓说，“如果有人由于常人的执著心不去……此人就处在极其危险之中了，如果不醒悟，将成为破坏法的鬼。”赤裸裸地煽动那些中毒较深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冲到第一线，充当“炮灰”和牺牲品。
在李洪志的授意、教唆下，进入今年6月以来，“法轮功”组织的非法活动有所增加。有些人为了李洪志许诺的“圆满”，为了“上层次”，采取所谓“上访”、“弘法”等方式，到北京天安门地区聚集滋事。6月上中旬，一些执迷不悟的“法轮功”人员还要求为“法轮功”平反；一些“法轮功”人员违法在社会上邮寄、散发、张贴充斥着歪理邪说的宣传品；还有的以公开“练功”的方式与政府对抗。少数顽固不化的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骨干分子以暴力抗拒执法，扰乱社会秩序。他们的行为，赤裸裸地暴露出“法轮功”组织反科学、反人类、反社会、反政府的邪教本质。
李洪志为什么要撕下脸皮，放弃了“隐晦与含蓄”，迫不及待赤膊上阵，亲自摇唇鼓舌；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为什么要孤注一掷，急于兴风作浪，唯恐天下不乱？明白人一看就知晓：这是四面楚歌的李洪志发出的最后的“哀鸣”，这是处于穷途末路的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为挽救其彻底失败的命运所作的垂死的挣扎。
自去年7月“法轮功”组织被依法取缔以来，李洪志自揭“画皮”，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祸国殃民、贻害社会的险恶用心逐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
李洪志吹嘘自己是通达宇宙、“度人去天国”的“救世主”，大肆神化自己，制造练习者对他的疯狂崇拜。他以祛病、健身为诱饵，以“真、善、忍”为幌子，使许多带着良好愿望的群众沦为其精神的奴役。他妄谈宇宙和生命起源，编造“世界末日论”、“地球爆炸论”等一套歪理邪说，诬蔑科学为万恶之源，给练习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精神恐怖。全国因修炼“法轮功”而致死的生命已达1500多人，另有600多人经医生确诊为因练“法轮功”导致精神障碍，累累血债，罄竹难书。
1999年11月26日，33岁的河北省任丘市青塔乡张各庄村“法轮功”练习者朱长久，因父母将其练“法轮功”的书籍烧毁而怀恨在心，用钝器把73岁的老父亲朱振亮和69岁的母亲董大举杀害。
2000年2月6日晚10时，广东省番禺市榄核镇大生村“法轮功”练习者袁润甜练“法轮功”走火入魔，持刀闯入五保户黄带胜家中，对着黄带胜的面部连砍两刀。据袁润甜说，1996年她开始练习“法轮功”，到去年11月，她感觉精神恍惚，好像生活在另外的空间，常常梦见“大师”李洪志及多名男人要与她发生性关系，还要杀她。她感到这些人中就有黄带胜。实际上，她与黄带胜连话都没有说过。她认为黄带胜在另一个空间侵犯并伤害了她，是“魔”，一定要除掉他。袁润甜的父母事后悲愤地说：“是‘法轮功’把我们的小女儿害成这样的！”
李洪志一伙还无视国家法律，频频挑起事端，一再策划、煽动、蒙骗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，扰乱社会秩序，向党和政府示威、施压，仅聚集300人以上的非法示威事件就达78起。
为了挽救“法轮功”组织行将灭亡的命运，日暮途穷的李洪志迫不及待地撕扯掉“不参与政治，不反对政府，不投靠任何境内外政治势力”的遮羞布，一头扎进国外反华势力的怀抱，与他们沆瀣一气，狼狈为奸，充当起了国外反华势力的走卒。在今年4月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五十六届国际人权大会上，李洪志一伙借用“人权”的幌子，竭尽全力为美国的“反华提案”鼓噪，制造政治影响，企图仰仗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政府施压。
铁的事实说明，李洪志操纵的“法轮功”组织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和险恶用心，是一股反科学、反人类、反社会、反政府的邪恶势力，是企图与党和政府分庭抗礼、干扰社会稳定和国家强盛的肇事者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教组织。
经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转化工作，绝大多数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幡然悔悟，坚决与“法轮功”组织划清了界限。“法轮功”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曾经猖獗一时的“法轮功”组织土崩瓦解，其非法聚集滋事、与政府公开对抗的能量不断衰减。李洪志及“法轮功”邪教骨干处心积虑、精心策划的一起起政治图谋，其结果都是“呼多应少”，泛不起多少波澜。李洪志发出的“排山捣（倒）海翻恶浪”的指令，成了泡影。
今年4月25日，在“法轮功”组织非法围聚中南海一周年之际，只有极少数“法轮功”人员企图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滋事；5月11日，在这个李洪志精心篡改的“生日”，到广东煽动闹事的“法轮功”骨干曾扬言要鼓动3000人进京闹事，而当天在北京露头的“法轮功”人员也仅有300人。5月13日，是境外“法轮功”骨干发起的所谓“世界法轮大法日”，他们精心盘算策划，大肆鼓噪煽动，并利用互联网造势，企图在这一天掀起轩然大波，引起全世界的瞩目，其嚣张气焰大有黑云压城之势。但真到了这一天，响应“召唤”到北京的“法轮功”人员仅有100多人，全国各地都相当平静，他们所策划的非法聚集都没有得逞。世界其他地方参与这一活动的人也寥寥无几。响应李洪志的“指令”、反复到北京滋事的好像总是那么几个死心塌地的痴迷者、顽固者。李洪志和他的“法轮大法”似乎真有些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了。
在屡遭失败、陷入绝境的情况下，为了向其主子邀功请赏，走投无路的李洪志不得不亲自上阵，煽风点火，蛊惑人心，以显示自己尚可利用的价值。试想，如果不反对中国，不反对中国政府，不反对中国共产党，就必然会失去国外反华势力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，那么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组织今后靠什么生存呢？李洪志急匆匆跳到前台表演的真正用意，也正在于此。
从一个自称“多少人都能管、全人类都能管”的邪教教主，到沦落为国际反华势力的走卒，这是李洪志及其一伙的可悲归宿。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，任何为追求个人私利和野心而与国家、法律和人民为敌的人，都注定逃脱不了彻底失败的命运。
一手抓依法打击极少数具有政治图谋的骨干分子，一手抓教育转化绝大多数一般练习者，依法取缔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斗争，为社会稳定和保持良好社会风气提供了保障
在这场与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斗争中，党和政府坚持两手抓，一手抓教育转化绝大多数受骗上当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，使他们摆脱了“法轮功”的精神桎梏，恢复了正常生活；一手抓依法坚决打击极少数受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指使的违法犯罪分子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。实践证明，党和政府处理和解决“法轮功”问题的重大决策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完全正确的，受到了包括绝大多数原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，这是我们取得同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斗争决定性胜利的保证。
从处理和解决“法轮功”问题伊始，党和政府就一再强调：必须教育大多数，团结大多数，转化大多数，解脱大多数，孤立和打击极少数。对受蒙蔽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，全社会始终坚持诚恳、耐心、深入、细致的思想工作，进行遵纪守法的教育，晓之以义，明之以理，使98％的受骗练习“法轮功”的人，摆脱了李洪志的精神控制，从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中解脱出来，回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中，恢复了人的尊严。
在艰苦、细致、耐心的帮助、教育、转化“法轮功”受害者工作中，社会各界积极动员，全面参与，各级党委、政府，企事业单位、学校、厂矿、街道、农村以至家庭和亲属，本着“真心、爱心、耐心、细心”，积极、真诚地帮助、挽救被李洪志蒙骗的“法轮功”受害者。
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是“法轮功”的重灾区，原来有“法轮功”练功点11个，练习者250余人，李洪志本人曾两次到这里“弘法”。在与“法轮功”的斗争中，长辛店街道工委和办事处认真开展对“法轮功”练习者的教育转化工作，使绝大多数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彻底脱离了“法轮功”组织。在帮教转化工作中，街道全体机关干部深入基层，每人包一个居（家）委会；“法轮功”练习者所在单位和居委会基层干部，以及他们的同事、朋友、街坊邻居和亲属、丈夫妻子、孩子全都参与到帮教转化中来；对中毒较深的人，街道逐人建立了帮教小组，单位和住地居（家）委会密切联系、互相配合，重点帮助教育。
吉林省公主岭市坚持对“法轮功”练习者从思想上帮助，从感情上转化，经济上扶持，使“法轮功”练习者脱离邪教，踏上致富路。市回收公司一下岗职工曾一度迷上“法轮功”，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把钱花在了“练功”上，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，媳妇也想离婚。河北街派出所看到这一情况后，15名民警主动捐款，派出所也出面为其担保贷款，帮助这名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在商城开设了一个经营日杂品的摊位，使他的生活有了固定的收入。
38岁的郑文增是河北省霸州市菜园村农民，几年前因患腰疼病而练上了“法轮功”。“练功”使他有家不回，险些妻离子散。像郑文增这样的受害者，在霸州有2000多名。霸州市各级党组织和社会各界积极行动起来，齐心抓帮教，全民促转化。他们同样采取政府和党组织、社会各界、家庭“三结合”的教育挽救方式，针对中毒较深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中妇女多、农民多、文化程度低的人多的实际情况，抽调懂政策、懂法律、有群众工作经验、表达能力强的同志组成重点帮教队伍，逐人帮教；同时邀请一些老党员、老干部和“法轮功”练习者所在乡村的干部、妇联主任，特别是亲属、子女来共同做帮教工作；通过动员已转化的“法轮功”人员现身说法、亲属当面规劝等形式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在规劝会上，出现了丈夫劝妻子，儿子求母亲，句句情，声声泪的感人场面。通过法律、政策教育和亲情规劝，绝大多数“法轮功”练习者逐渐认识到“法轮功”的危害，自觉地与邪教组织脱离了关系。
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认识到，邪教是一种破坏社会环境的危害因素，依法打击邪教犯罪活动，是国际社会的共识。最近，受邪教危害的一些国家，不断地采取了果断的打击措施。乌干达、坦桑尼亚、卢旺达、喀麦隆、法国、比利时、德国、意大利、奥地利、波兰、俄罗斯、日本、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，纷纷对邪教组织采取行动，保护社会环境。法国政府专门成立了打击邪教的机构。日本针对臭名昭著的邪教组织“奥姆真理教”，专门制定了《限制滥杀无辜团体法》，逮捕了教头和一批骨干，并先后处以刑罚。
打击非法活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法律的权威，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。与所有的负责任的国家和政府一样，我国在依法取缔了“法轮功”以后，经过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共同工作，依法惩处了这一邪教组织的组织者、策划者、指挥者和利用邪教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犯罪分子，对邪教教主李洪志也发出了通缉令。
1999年12月26日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骨干李昌等人作出一审判决，这体现了我们与“法轮功”的斗争不仅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，也是一场法治与反法治的斗争，必须运用法律武器，坚决惩治其违法犯罪行为。截至今年6月底，全国各级法院一、二审已审结“法轮功”案件162件，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共141人，其中给予刑事处罚的123人，免于刑事处分的15人，无罪释放3人。
邪教是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。我国依法取缔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，依法惩处极少数“法轮功”邪教的犯罪分子，除恶务尽打击“法轮功”邪教的斗争，是国际社会与邪教组织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我们对绝大多数上当受骗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从思想上进行教育转化，帮助、挽救这些邪教的受害者，这一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方式，是我们国家对世界处理邪教问题做出的重要贡献。
同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斗争虽然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但今后的斗争仍将是长期的、尖锐的、复杂的
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一年来，我们对祸国殃民的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进行了坚决果断、坚持不懈地斗争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但是，李洪志之流并不甘心失败，他们还在做垂死挣扎。今后的斗争仍将是长期的、尖锐的、复杂的。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，一定要乘胜追击，除恶务尽，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。
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、尖锐性、复杂性，必须深入了解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反科学、反人类、反社会、反政府的本性。同一切反动邪恶势力在垂死阶段都要负隅顽抗一样，“法轮功”绝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。事实上，自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以来，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组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，但李洪志一伙并不甘心失败，仍在不断地捣乱、滋事，他们同国家和政府的对抗，同法律的较量也从没有停止过。
“4·25”非法聚集事件平息后，“法轮功”组织的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不但毫不收敛，反而加紧策划，混淆是非，造谣惑众，不断煽动闹事。他们还变换手法，隐蔽骨干，窃取情报，组建所谓“第二梯队”，妄图与党和政府长期抗衡。
“法轮功”被依法取缔以来，痴迷“法轮功”的顽固者按照李洪志的“弘法”、“上层次”、“圆满”的要求，不断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区滋事，以求得“声势效应”。遇有重要节日和重大国事活动，如春节、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、重要外宾来访等，跑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“法轮功”人员更是明显增多。
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、尖锐性、复杂性，还必须认清与邪教斗争的特征。纵观古今中外，邪教的发展、蔓延与消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。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用歪理邪说迷惑群众，把他们引向与政府对抗的道路，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与能量。在现代科学昌明的时代、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里，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邪教教主居然能够用一篇篇荒诞不经的言论，让那么多痴迷者一次次铤而走险、以身试法，这在正常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，恰恰是邪教的“邪”之所在。
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、尖锐性、复杂性，还应看到极少数“法轮功”痴迷者思想转化的难度。目前我们已经成功地教育转化了绝大多数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，但仍有极少数人执迷不悟。他们受到李洪志的操纵蛊惑和策划者的煽动，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，参与非法活动。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精神控制的危害性不可低估。要使这些人摆脱“法轮功”的精神枷锁，跳出李洪志设计的精神圈套，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。
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、尖锐性、复杂性，还应当看到“法轮功”问题背后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国际背景。从国内看，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赖以滋生的土壤、得以繁衍的温床并未根除。一方面，由于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，愚昧迷信对人们的影响根深蒂固；另一方面，当前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，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，风险因素的增加，错误的价值观念的影响，一些人的思想出现了某种混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种封建迷信和伪科学就会沉渣泛起，滋生、蔓延。
从国际上看，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“西化”、“分化”的攻势从未停止过，反华逆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说到底，他们就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，不希望看到中国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，更不希望中华民族昂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真正走上强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。国外敌对势力与李洪志一伙沆瀣一气、同流合污，就是看中了“法轮功”是一种可以为他们所用的对我进行干扰、渗透和颠覆的力量。
斗争的实践说明，我们同“法轮功”的斗争，是一场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，涉及我国新时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层次问题，涉及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反科学、反人类、反社会、反政府的本性，也涉及国际大气候带来的各种渗透影响。因此，与“法轮功”组织的斗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，必须要锲而不舍、不懈努力，才能夺取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。
夺取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，就必须大力弘扬科学精神，普及现代科学文化知识，提高全社会的科学文化素质，从根本上增强广大群众抵制封建迷信和愚昧落后思想的能力。
科学与迷信、文明与愚昧是根本对立的。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，是社会、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。正如亚当·斯密所说：“科学是对付狂热和狂言的有效解毒剂。”因此，普及科学知识、倡导科学精神，是反对和战胜愚昧迷信的根本方法。李洪志的许多荒诞离奇的谬论，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就能辨清。而在“法轮功”的痴迷者中，却有个别文化水平较高的人。惨痛的教训警醒世人：愚昧、荒诞不仅在知识水平低的人群中存在，也在高知识阶层的人中存在。一个人虽然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，但不等于就有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，更不等于拥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
夺取这场斗争的全面胜利，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，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。思想政治工作，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。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。实践证明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，有时还表现得相当激烈。思想领域的阵地，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。因此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一传统，在新的历史时期不但不能丢掉，而且应当在不断创新中坚持下去。
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，最根本的就是要继续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教育广大干部群众，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，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，在同封建主义、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长期斗争中，提高我们识别谬误、划清各种是非界限的能力；就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，进一步从政治、思想、工作、生活上关心和联系群众，积极主动地帮助群众排忧解难、释疑解惑。
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，还必须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、新变化，适应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生活的新变化，积极寻找新办法和新措施，使马克思主义始终牢固地占领思想政治阵地，使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没有可乘之机。
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与“法轮功”邪教组织的斗争实践证明，李洪志及其“法轮功”组织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跳梁小丑一样，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航船风正帆悬，劈波斩浪，任何逆潮流而动的势力妄图改变其航向的图谋注定是要破产的。
（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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